数字化转型促进浙江中小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35%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至2022年，被告人李某、蒋某在没有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资质的情况下，利用分别实际控制的公司，安排被告人葛某等业务员招揽客户，从客户处收取保证金，以1:1至1:15不等的杠杆比例为客户寻求场外配资，通过出借个人证券账户或利用公司发行的私募基金产品下投至客户实际控制的私募基金产品(以下简称“FOF基金”)等方式，将场外配资提供给客户用于买卖证券，从中赚取息差直至案发。在此期间，李某、蒋某以上述方式为客户提供场外配资共计7.4亿余元，赚取息差1,100余万元；葛某作为业务人员，参与场外配资4.7亿余元。